1990年，李立群从台湾回到大陆，找到了同父异母的大哥，见到大哥家一贫如洗，他拿出三笔钱说：“哥，这钱我已经帮你想好花哪儿了，别拒绝”。 1990年的夏日，河南孟州的一个小村子里，蝉鸣在老槐树间此起彼伏。村口土路上，一辆破旧的客车扬起尘土，缓缓停下。一个背着帆布包的中年男人下了车，穿着简单的白衬衫，额头渗着汗。他四下张望，目光落在远处一间低矮的土坯房上。那一刻，他的心跳得有些快——他叫李立群，来自台湾，这次来，是为了找一个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大哥，李建宇。 李立群站在村口，空气里混杂着泥土和麦穗的味道。他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纸条，上面是父亲临终前写下的地址。那是1987年，台湾刚开放探亲政策，父亲李西毅躺在病床上，声音微弱却坚定：“立群，河南老家还有你大哥，叫李建宇。你去看看他，帮帮他。”这句话像根刺，扎在李立群心里三年，直到这一刻，他终于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。 李立群的父亲是个老兵，河南孟州人，年轻时投身抗日战争，1949年随国民党退到台湾。在大陆，他曾有过一段婚姻，留下了一个儿子李建宇。战乱和时代变迁，让父子天各一方，音讯全无。到了台湾，李西毅娶了北京来的妻子，生下李立群和两个姐姐。家里虽不富裕，但眷村的生活热热闹闹，李立群从小听着南腔北调，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，还夹杂点河南味儿，这让他日后演戏时总能自带几分亲切。 可父亲心底的遗憾，始终没散。他常在夜里抽烟，盯着海的方向发呆。小时候，李立群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父亲是在想念河南的那个家。父亲去世后，这份牵挂落到了李立群肩上。他没犹豫，带上积蓄，坐上了去大陆的船。 李立群按着地址，穿过麦田，来到桃花村。村子安静，土路上偶尔有牛车经过，留下一串吱吱呀呀的声响。他找到李建宇的家时，愣住了——那是一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，墙皮剥落，屋顶的瓦片缺了一半，院子里堆着几捆干柴，风一吹，尘土飞扬。门口站着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，穿着旧布衫，手上满是老茧，正低头劈柴。 “你是……李建宇？”李立群试探着问，声音有点抖。 汉子抬起头，眼神疑惑，点了点头。两人对视片刻，空气仿佛凝固。李立群深吸一口气，说明来意：“我是李立群，台湾来的。你是我大哥，咱爸叫李西毅。”李建宇愣了，手里的柴刀滑落在地。他母亲早年提过父亲的事，但没想到几十年后，会有人从台湾找来。 兄弟俩进了屋，屋里光线昏暗，只有一张木桌、几把破椅子，墙角还有个缺了腿的柜子。李建宇泡了壶粗茶，话不多，眼神却带着几分复杂。他们聊起父亲，聊起这些年的生活。李建宇说，母亲去世后，他一个人种地、打零工，日子紧巴巴，还欠了村里不少债。说到这，他低下了头，手指摩挲着茶杯边缘。 李立群听着，心里像被什么堵住。他想起自己在台湾的日子，虽不算大富大贵，但演戏赚的钱足够养家。而眼前的大哥，守着这间破屋，过得连温饱都难。他没多想，从包里掏出三叠厚厚的钞票，轻轻推到桌上：“哥，这钱我已经帮你想好花哪儿了，别拒绝。” 李建宇盯着桌上的钱，眉头紧锁。他不是没见过钱，但这三叠钞票，像是从天而降的恩赐，又像是某种试探。他推开钱，声音低沉：“我不能拿，你有心了，但咱不熟。”李立群却没退让，他拍了拍大哥的肩膀，语气坚定：“爸临走前惦记着你，我是他儿子，这事我得替他做。” 僵持了片刻，李建宇终于点了头。那三笔钱，用途早已规划好。第一笔，替大哥还清了村里的债务。那些年，李建宇借钱种地、修房，债主三天两头上门，如今总算能抬头做人。第二笔，推倒了那间漏风的土屋，盖起了砖瓦房，屋顶铺了青瓦，院子里还添了张石桌，日子有了点烟火气。第三笔，李建宇拿去开了个小杂货铺，卖些日用品、农具，生意虽小，却让全家有了稳定收入。 那天，李立群没急着走。他卷起袖子，和大哥一起修屋顶，搬砖块，汗水混着泥土，兄弟俩干活时偶尔对视，笑得有些腼腆。村里人听说台湾来了个弟弟，都跑来看热闹，有人还拿来自家腌的咸菜，硬塞给李立群。 这次寻亲后，李立群没把这当做一次性帮忙。从1990年起，他几乎每年都回河南，带些衣服、零食，有时还带着妻子林丽钦和孩子。 李立群的事业也没落下。1995年，他正式来大陆拍戏，出演《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》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等剧，凭着一口流利的国语和扎实的演技，成了大陆观众的老熟人。 李建宇的生活也在变。杂货铺的生意越做越稳，孩子们上了学，家里添了电视、冰箱，日子有了盼头。村里人提起李建宇，总说他是走了运，碰上个好弟弟。甚至有人开玩笑：“你们李家基因真强，你俩那大鼻子，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！” 李立群的寻亲故事，不只是兄弟俩的事，更像一座桥，连接了两岸的血脉。1990年的那个夏天，李立群在桃花村的土路上，找到的不只是大哥，更是心底的归属。兄弟俩用三笔钱，修起了房子，也修起了亲情。从此，河南的小村子和台湾的眷村，因这份血脉，紧紧相连。